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国的时候,实行的不是“社会主义经济”,而是“新民主主义”,所谓的“新民主主义”,不妨认为在经济上要更多地依靠市场经济和私人部门。这是一种暂时的缓冲,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?从建国初期的历史文献来看,确实打算在较长时间内实行“新民主主义”。对中国经济“一穷二白”的底子,比别人更为了解。

  那么,为什么后来又急转而左,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呢?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就是朝鲜战争。朝鲜战争改变了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格局。在二战时期,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不错,美国固然和政权联系更多,但对也颇有好感,尤其是后来对倍感失望,一度还想拉拢。对新中国的成立,美国国内一直在辩论:是支持呢还是打压呢。但朝鲜战争导致中国和美国正式交恶,中国这才注意到,在自己的周围,已经形成了一条“岛链”,从韩国、日本、台湾岛,直到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,全部是的前哨。

  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,就必须发展国防,而重化工业又是国防的基础。中国过去不是没有工业,但大多是轻工业。中日战争爆发之前,江南的纺织业相当发达,但一旦打起仗来,日本的飞机一下就把厂子炸没了。痛定思痛,中国决定实施“赶超战略”,在较短的时间内“赶英超美”,借鉴苏联的经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。

  轻工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,但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。新中国建国之初,百废待兴,哪里有那么多的资本。重工业有三个基本特征:建设周期长,大部分机器设备需要进口,初始投资规模巨大。建国初期的中国经济也有三个特点。一是资金短缺,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,靠市场自发力量无法在短期内积累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巨大资金;二是当时中国可以出口的产品很少,外汇短缺,无法满足进口国外机器设备的需求;三是生产分散,动员资金非常困难。在这种国情下要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,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集中有限的资源,通过计划和配给的方式优先分配给重工业部门,国家必须用行政命令的方式,把军工企业迁到偏远的内地,国家也必须用行政命令的方式,把上海的工程师、东北的老工人,送到各地的“三线工厂”。路桥历史

  为了降低重工业的生产成本,需要人为压低重工业原料价格和工人工资,同时人为扭曲汇率以低价进口机器设备。要想控制价格,前提是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全面垄断和控制,因此在1953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,国家将私人资本全部国有化。即使在计划体制时期,经济学的规律也是存在的,价格压低的结果是生产短缺,生产要素的供应远远低于需求。因此国家需要对经济中各行各业的发展进行计划,并且用行政手段对原材料和资金进行分配,以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。

  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也渗透到微观层面,公司管理层没有经营自主权,要绝对服从国家经济计划部门的指令。于是,计划体制的形成,是一环扣一环的。首先,价格不能由市场定,只能由国家定;其次,资源配置不能由市场价格指挥,只能有国家调配;再次,生产不能由厂长经理自主决定,一切都要听国家的。这就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经济制度: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,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,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。

  不仅是工业,连农业也被纳入了“赶超战略”的全盘计划。在低工资和低物价的情况下,为了让农村持续给城市工人和工业提供廉价的原料,国家先是在农村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,以维持人为扭曲的低价,发展到最后成了所有农产品都统购统销。1953年开始农村合作化进程,从合作组、初级社到高级社,合作化程度越来越高。当时有一种考虑就是,当重工业发展之后,农业也要实现高度的合作化,集体农庄才能用上重化工业部门生产的拖拉机、收割机等。到最后,人口的自由流动也被严密地管制起来,这就出现了户籍制度、各省的粮食自给等。

  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是要烧钱的,它们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。农村的年轻人可以都去种地,自己养活自己,城里的年轻人怎么办?当时实行过“顶替”制度,如果父母早早退休,家里的孩子可以顶替父母的工作岗位。但是,当时家里的孩子往往不只一个,老大顶替了爸爸的工作,进厂里上班了,老二、老三该怎么办?伟大领袖毛主席大手一挥:广阔天地,大有可为。(《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》)

  于是,就有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。为什么要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?从表面上看是一场政治运动,为了让知识青年向贫下中农学习,实际上是经济问题,因为城里没有工作岗位了。

  最早,政府曾经考虑过仿照建设兵团的方式,整建制地把知识青年送到农村,后来一算账,发现这太贵了:你总得给下乡的青年盖宿舍吧,还得给他们拉电线,通自来水,花钱太多了。那怎么办?插队呗。插队能省下不少钱。要是把知青派到云南去插队,冬天的衣服不用给他们买,更省钱。为什么有大批上海知青到了云南呢?跟我们当时算过帐是有关系的。

  实事求是地说,用计划体制发展重化工业,有其历史必然性,也有一定的成绩。新中国几乎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,建立了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。在国民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,中国爆炸了自己研发的。时过境迁,我们很难理解当时中国人的心情。我们来听听元老白崇禧将军的儿子,著名作家白先勇怎么说。他讲到:“我记得中共在1964年试验的消息公布之后,我跟其他很多人一样,很‘中国’起来,忘了政治,忘了什么的,只知道中国人也有了,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。”他和别人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,眼泪干了,才想起来这是的。

  但是,在计划体制下,中国的经济能够实现现代化吗?1971年毛主席到南方视察,走到长沙的时候,毛主席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,让他们到处走走,买点东西,搞些调查。一位身边的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,毛主席问她怎么回事。小姑娘说,今天很幸运,排了半天队,终于买到一条“的确良”裤子。后来,毛主席很感慨,他跟周恩来总理说,建国这么多年了,老百姓还买不到“的确良”裤子,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些?(注:“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?不要让老百姓穿衣这么千辛万苦”)这个真的没有。生产“的确良”裤子,需要用到化纤原料,中国没有这个技术。我们能够生产出来,却生产不出来“的确良”裤子。计划体制时期的工业化,充其量只能说成功了一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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